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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与劳动研究论文写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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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与劳动研究论文写作指南
写作思路
围绕平台经济与劳动研究，可从以下角度展开：平台经济对劳动形态的影响，如零工经济、灵活就业等新型劳动关系的出现；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包括算法管理、社会保障缺失等；平台经济中的劳动控制与劳动者主体性；政策与法律对平台劳动者的保护；跨国比较视角下的平台劳动模式差异。通过多维度分析，构建论文框架。
写作技巧
开头可采用数据或案例引入，例如引用平台劳动者数量增长趋势或典型争议事件。段落组织建议按“问题-分析-对策”逻辑推进，每段聚焦一个子议题。运用对比手法，如传统劳动与平台劳动的异同；使用学术概念（如“数字泰勒主义”）提升理论深度。结尾可总结研究发现，并提出政策建议或未来研究方向。
核心观点或方向
核心方向包括：1）算法权力与劳动异化，探讨技术如何重塑劳动过程；2）社会保障制度的适应性改革，分析现行制度与新型劳动的匹配度；3）劳动者集体行动的可能性，研究平台经济中的组织化困境；4）全球价值链中的平台劳动分层现象。可选择其中一个方向深入，或建立多方向关联性分析。
注意事项
需避免将平台经济简单等同于“剥削”，应辩证分析其效率提升与劳动风险并存的特征；警惕数据使用不当，劳动案例需注明来源；避免政策建议泛泛而谈，应结合具体国家/地区制度背景；注意区分网约车、外卖配送等不同细分领域的劳动差异。建议通过田野调查或访谈补充定量数据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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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经济中的劳动形态变迁研究
摘要
平台经济的崛起标志着数字时代生产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对传统劳动形态产生了系统性冲击。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平台经济背景下劳动形态的演变路径、特征及其内在机制，通过理论构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新型劳动关系的形成逻辑与社会经济影响。在理论层面，研究整合劳动过程理论、弹性就业与数字劳动等相关学说，构建分析框架以识别平台劳动在自主性、控制方式与权益保障等方面的结构性变化。实证部分选取多个典型平台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发现平台劳动呈现出工作时间碎片化、劳动关系去雇主化、绩效管理算法化等显著特征，劳动者在获得弹性就业机会的同时也面临社会保障缺失、职业发展受限等挑战。研究表明，平台经济并未消解劳动控制，而是以技术为媒介重构了控制机制，催生了隐蔽且高度个体化的劳动形态。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劳动法律法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适配以及平台治理创新等维度提出政策建议，为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平衡提供理论参照。
关键词：平台经济；劳动形态；劳动变迁；零工经济；数字劳动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signifies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digital age, exerting a systemic impact on traditional labor forms. This paper aims to systematically review the evolution path, characteristic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labor forms within the platform economy context. Employing a methodology that integrate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with empirical analysis, it explores the formative logic and socio-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new labor relations. Theoretically, the study synthesizes labor process theory, flexible employment, and digital labor theories to construct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identifying structural changes in platform labor concerning autonomy, control mechanisms, and rights protection. Empirically, an in-depth analysis of several typical platform cases reveals that platform labor is characterized by fragmented work schedules, the dissociation of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and algorithm-driven performance management. While workers gain flexibl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they simultaneously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a lack of social security and limited career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platform economy does not eliminate labor control but rather reconstructs control mechanisms through technology, giving rise to concealed and highly individualized labor form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e paper propos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cusing on refining labor laws and regulations, adapting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and innovating platform governance. These suggestions aim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balancing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with the protection of workers’ rights.
Keyword：Platform Economy; Labor Forms; Labor Transformation; Gig Economy; Digital Labor
目录
2.1 平台经济的核心特征及其对劳动形态的影响机制 – 4 –
第三章 平台经济下劳动形态变迁的实证分析与案例研究 – 7 –
3.2 典型平台企业劳动形态的案例比较与深层动因探析 – 8 –
第一章 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三个十年，数字技术的深度发展与广泛渗透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与社会运行逻辑。以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及云计算为代表的新兴技术集群，不仅催生了新型商业模式，更深刻变革了人类生产活动的组织形态。在此背景下，平台经济作为数字时代资源配置的核心模式迅速崛起，其通过高效连接供给与需求，打破了传统产业边界，成为驱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种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平台为载体、以算法为核心协调机制的经济形态，对传统的劳动雇佣关系、工作模式及职业结构产生了系统性冲击，引发了劳动形态的深刻变迁。
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使得劳动过程呈现出显著的数字化、弹性化与去组织化特征。传统的、建立在固定工作场所与长期雇佣合同基础上的劳动模式，逐渐被依托数字平台的、任务化与碎片化的新型劳动形式所补充甚至替代。劳动者与平台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往往被界定为“合作”或“服务承揽”而非标准雇佣，这导致劳动权益保障、社会保险覆盖以及集体协商机制面临新的挑战。同时，算法管理系统的广泛应用，使得劳动控制方式从显性的人身监督转向隐性的数据驱动与评分规制，劳动者的自主性与工作体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变迁不仅关乎亿万劳动者的切身福祉，也对现有的劳动法律法规体系、社会治理模式以及经济发展路径提出了亟待回应的新课题。
本研究旨在系统审视平台经济这一重大社会经济现象，并聚焦于其引发的劳动形态变迁这一核心议题。研究目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深入剖析平台经济兴起的技术动因、经济逻辑与社会条件，清晰勾勒其影响劳动形态演变的关键路径与作用机制。其次，从理论层面整合与反思既有的劳动过程理论、弹性就业及相关数字劳动学说，构建一个能够有效解析平台劳动特殊性——包括其在自主性、控制方式、价值创造与权益保障等方面结构性变化——的分析框架。再者，通过对典型平台案例的实证考察，揭示平台劳动在具体实践中所呈现出的工作时间碎片化、劳动关系多重化、绩效管理算法化等核心特征，并辨析劳动者在获得弹性就业机会的同时所面临的社会保障缺失、职业发展路径模糊等现实困境。最终，研究期望通过对平台经济中劳动形态变迁的系统梳理与深入分析，为理解数字时代劳动关系的未来走向、推动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寻求平台经济健康发展与劳动者权益有效保护之间的平衡点，提供坚实的学理依据与有益的政策参考。
第二章 平台经济与劳动形态的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 平台经济的核心特征及其对劳动形态的影响机制
平台经济的本质特征集中体现在其以数字技术为底层架构、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以算法为中枢协调机制的新型生产组织方式。这种经济形态通过构建连接多边用户的双边或多边市场，实现了资源的高效匹配与规模效应的快速释放。与传统经济模式相比，平台经济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去中心化的生产活动与集中化的规则控制”并存的结构[1]。平台企业并不直接拥有大量固定资产或雇佣庞大员工队伍，而是通过控制接口、数据流与算法系统，组织并协调分散的个体劳动者参与价值创造活动。这种组织模式的变革，直接引发了劳动形态的深刻变迁。
平台经济对劳动形态的影响首先作用于劳动关系的界定上。传统意义上清晰的雇佣关系被一种更为模糊的“合作关系”或“承揽关系”所替代。劳动者通常以“独立承包商”“自由职业者”或“服务提供者”的身份注册并接入平台，这使得平台得以在很大程度上规避《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中为雇主设定的强制性义务，如缴纳社会保险、提供最低工资保障、执行工时标准等[2]。这种制度安排的模糊性，在赋予工作安排高度弹性的同时，也导致了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系统性缺失，加剧了其就业的不稳定性与脆弱性。
更深层次的影响机制源于平台对劳动过程的算法化控制。平台通过精密设计的算法系统，实现了对劳动任务的分配、劳动过程的监控以及劳动绩效的评估。例如，网约车平台的派单逻辑、外卖平台的配送路线规划、众包平台的任务评分机制，共同构成了一套“数据驱动的隐形管理架构”[3]。这种控制方式不同于传统科层制下的面对面监督，它具有更强的渗透性、实时性与看似客观的中立性。劳动者在享有表面上的工作自主选择权（如接单自由、工作时间相对灵活）的同时，其行为实际上被一套复杂的算法规则所引导、激励乃至约束。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更好的派单优先级或避免因低评分而被系统降权，劳动者不得不内化平台的规则，进行自我规训，其劳动自主性在算法逻辑的框架内受到显著压缩。
平台经济的“网络效应”与“评分机制”进一步重塑了劳动的价值实现方式。平台的繁荣依赖于用户规模的不断扩大与互动频次的持续提升，这使劳动者不仅需要完成具体的劳动任务，还需承担部分“市场拓展”与“关系维护”的职能。消费者通过评分、评价等方式深度介入劳动过程，劳动者的收入与职业声誉直接受终端用户反馈的影响。这导致劳动过程融入了显著的情感劳动与表演性成分，劳动者需持续进行情绪管理与人际互动优化，以维持良好的用户评价[3]。劳动的价值不再仅仅取决于完成任务的数量与质量，更与其“可展示性”及在平台生态系统中的“声誉资本”紧密相连。
综合来看，平台经济通过重构生产关系（特别是劳动关系）、嵌入算法控制逻辑以及引入用户参与的评价体系，系统性地改变了劳动的形态。它催生了一种高度弹性化、个体化、受技术中介深刻影响的劳动模式。劳动者在获得工作时空灵活性与较低准入门槛的同时，也面临着劳动权益保障不足、工作强度隐性增加、职业发展路径模糊以及受算法与用户评价双重压力等挑战。理解这些核心特征及其影响机制，是深入分析平台劳动形态变迁并思考其治理路径的理论基石。
2.2 劳动形态变迁的理论谱系与国内外研究述评
对劳动形态变迁的理论探讨，其谱系可追溯至工业革命以来对劳动过程与控制方式的持续反思。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分析，特别是对劳动从属于资本、剩余价值榨取机制的揭示，为理解资本如何塑造劳动形态提供了经典框架。布雷弗曼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去技能化”命题，强调了资本通过科学管理分解劳动过程、削弱劳动者自主性的趋势。这一理论脉络为分析平台经济中算法对劳动过程的精细控制与任务碎片化提供了重要启示。平台算法在优化效率的同时，是否也导致了新型的“数字去技能化”，即将复杂的劳动决策简化为对算法指令的被动响应，成为当代研究的焦点之一[1]。
随着后工业社会与信息经济的发展，理论关注点逐渐转向劳动的弹性化与个体化。皮奥里与萨贝尔的“弹性专业化”理论、贝克关于“风险社会”的论述，都预示了稳定、长期的福特制雇佣关系向灵活、多变劳动安排的转变。平台经济的兴起正是这一趋势的极致体现，它将弹性推向了新的高度，催生了高度个体化的“按需劳动”。国内外研究普遍观察到，平台劳动者在获得工作安排自主性的表象下，实际上面临着收入不稳定、社会保障缺失以及职业发展路径断裂的风险。这种“弹性”与“不稳定”的共生现象，被学者概括为“不稳定的自主性”，构成了平台劳动形态的核心张力。
在平台劳动的具体分析上，国内外研究形成了若干各有侧重的理论视角。国外研究较早关注到“众包劳动”“零工经济”等现象，并从劳动过程理论、资本积累策略、技术政治学等角度进行阐释。有研究强调平台作为一种“数字资本”形态，其权力源自对数据、算法和接口的垄断性控制，从而实现对分散劳动的“无工厂管理”。还有研究借鉴福柯的“规训”理论，分析评分系统、算法调度如何引导劳动者进行自我管理，形成“算法规训”。这些研究深刻揭示了技术中介下的新型控制机制。国内研究则更紧密结合中国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治理特色，侧重于实证考察平台劳动的现状、问题及政策应对。学者们深入分析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直播主播等典型群体的劳动过程、权益状况与主体体验[3]。研究指出，平台算法不仅管理劳动过程，还深刻影响着劳动者的收入分配、社会认同乃至心理健康。同时，国内研究也密切关注政府在平台经济治理中的角色，探讨如何在新形势下平衡创新激励与劳动者权益保护[4]。
比较视野下的研究述评显示，国内外学界在关注平台上存在共性，但也因社会经济背景差异而各有侧重。国外研究往往更侧重于从宏观政治经济学批判角度，分析平台资本全球扩张的逻辑及其对劳动标准的冲击；而国内研究则在承认平台经济带来就业机会的同时，更加注重探寻在现行制度框架内改善劳动者境遇的可行路径，体现了务实导向。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25年，研究前沿正从现象描述转向更深层的机制剖析与范式反思。例如，对于平台劳动是否构成价值创造的新模式，劳动与休闲边界模糊化的社会影响，以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引发的正义问题，都成为新兴的热点议题。Yifan Wang的研究也指出，平台经济正在深刻改变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模式与资源配置效率[5]。
理论谱系的演进表明，对劳动形态的理解需置于特定技术经济范式与社会制度背景下。平台劳动形态的变迁，并非单一理论所能完全涵盖，而是需要整合经典劳动理论、弹性就业研究、技术社会学以及制度分析等多维视角，构建一个能同时把握其技术嵌入性、经济逻辑与社会后果的综合分析框架。未来的研究需要在扎实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理论对话与创新，以期更全面地揭示数字时代劳动形态变迁的内在动力与复杂面向。
第三章 平台经济下劳动形态变迁的实证分析与案例研究
3.1 劳动形态变迁的主要维度与量化表征
平台经济下劳动形态的变迁可从多个相互关联的维度进行系统性观察与刻画。这些维度共同勾勒出数字时代劳动方式区别于传统模式的根本性特征，并为后续实证分析提供可操作化的概念框架。
劳动关系的弹性化与非标准化是首要表征维度。传统基于长期、全职、固定场所的雇佣契约，在平台经济中大量被短期、项目制、远程协作的“去劳动关系化”安排所替代。劳动者多以“独立承揽人”“自由职业者”等身份注册，平台则借由合同条款的设计规避雇主责任，导致劳动关系在法律认定上趋于模糊。这种弹性化在扩大就业包容性的同时，也使得劳动者在社会保障、职业稳定性及集体议价能力方面面临显著挑战。正如张宇所指出的，“随着互联网和平台经济的迅猛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激增，这一新兴群体已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6]，但其权益保障机制却未能同步完善。
劳动过程与管理的算法化构成第二个核心维度。平台通过数据采集、任务派发、路径优化、绩效评分等一系列算法系统，实现对劳动过程的隐形控制与精细管理。这种控制不再依赖传统的中层管理者，而是嵌入在技术接口与交互流程中，形成“算法作为管理者”的新型治理结构。劳动者在接单、执行、交付等各环节均需遵循算法预设的规则，其行为数据被持续记录并反馈至系统，进而影响其后续的工作机会与收入水平。这一维度凸显了技术中介对劳动自主性的重塑，劳动者在享有表面弹性的同时，其工作节奏、行为模式乃至决策空间均受到算法的深刻制约。
劳动时间的碎片化与空间流动性是第三个显著维度。平台经济打破了朝九晚五的固定工时制度与集中化的工作场所限制，劳动任务可被拆分为更小单元，由劳动者依据自身情况灵活安排接单与工作时段。这带来工作与生活边界模糊、工时隐性延长等问题。同时，劳动空间从工厂、办公室延伸至城市街道、居家环境等多元场景，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等成为“流动的劳动者”，其劳动过程高度依赖移动终端与地理位置服务。这种时空重构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劳动者的职业隔离与社交疏离。
劳动价值实现与分配机制的变化构成第四个关键维度。在平台经济中，劳动报酬往往与完成的任务量、用户评分、平台补贴政策等高度挂钩，收入波动性较大。传统的等级工资制、年功序列被即时、绩效导向的计酬方式取代。此外，劳动者的情感劳动、形象维护、数据贡献等隐性投入成为价值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往往难以在现有分配体系中得到合理衡量与回报。平台作为规则制定者与数据掌控者，在价值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劳动者个体议价能力相对薄弱。
在量化表征方面，虽然获取精确、统一的宏观数据仍存在困难，但可通过多个替代性指标对上述维度进行间接测度。例如，劳动关系非标准化程度可从平台用工合同中“承揽协议”占比、劳动者参与社会保险的比例等指标进行观察；算法控制强度可通过平台派单规则的复杂度、用户评价对劳动者收入的直接影响度等来反映；劳动时间碎片化则可借助劳动者日均接单次数、平均单次任务时长、工作时段分布离散度等行为数据加以刻画。Yifan Wang的研究也表明，平台经济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将原本分散的个体劳动者与雇主紧密连接，构建起庞大而复杂的网络化交易平台”[5]，这种连接方式本身即蕴含着劳动形态量化分析的新可能。需要强调的是，对这些维度的测量应结合具体平台类型与劳动者群体特征，采用多指标、多来源数据交叉验证的方式，以期更全面、准确地描绘平台劳动形态变迁的复杂图景。
3.2 典型平台企业劳动形态的案例比较与深层动因探析
选取外卖配送、网约车服务以及内容创作三类典型平台作为分析样本，可以观察到其劳动形态虽共享弹性化、算法化等平台经济共性，但在具体实践与控制逻辑上存在显著差异。外卖平台如美团、饿了么，其劳动过程高度依赖地理位置服务与严格时效要求，算法通过智能派单、路线规划与超时惩罚机制，对骑手的劳动节奏与空间移动实施强约束。骑手在“系统强制”与“顾客评价”的双重压力下，劳动强度大且风险自担，其“自主性”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接单间隙的短暂休息。网约车平台如滴滴出行，则呈现出相对不同的控制模式。司机虽同样受算法派单与服务分体系规制，但其工作场所在移动的私人车辆内，对工作节奏的微观控制稍弱，劳动过程的个体掌控空间相对较大。然而，收入水平对平台补贴政策与市场供需波动极为敏感，经济上的不稳定性构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控制。内容创作平台如抖音、知乎等，其劳动形态更具特殊性。创作者的核心劳动投入在于内容生产与社群运营，算法推荐机制而非直接指令成为影响其劳动价值实现的关键。创作者需持续揣摩算法偏好、迎合用户兴趣，进行“创意劳动”与“情感劳动”，其工作自主性体现在内容选题与形式上，但流量的不确定性使其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与收入波动。
这些差异背后，蕴含着平台资本积累策略、技术可实现性以及劳动过程特性等多重动因。外卖与网约车平台处理的是高度标准化的实体服务交付，其核心竞争力在于配送或运输效率的最大化，这驱动平台采用强算法控制以优化全局效率，将劳动力高度“颗粒化”管理。内容平台则依赖非标准化的创意产出吸引并留存用户，其资本积累更侧重于注意力经济的规模效应，因而控制手段更倾向于通过算法分发规则激励（或抑制）特定内容，引导创作者进行自我优化。可见，劳动过程的“可编码性”与“标准化程度”是塑造不同控制模式的技术基础。此外，市场竞争格局、行业监管政策以及劳动者群体的构成特征（如技能水平、替代性高低）也深刻影响着平台的具体劳动制度安排。张宇在研究中也指出，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的认定需充分考虑其特殊性[6]，这种特殊性恰恰源于不同平台商业模式与劳动过程的差异。
深层动因探析揭示，平台经济下的劳动形态变迁本质上是资本在数字时代寻求价值增值与风险转嫁的必然结果。平台企业通过将传统雇佣关系转化为合约关系，成功地将生产资料（如数据、算法系统）的控制权与劳动组织过程中的经营风险转移给个体劳动者。劳动者在获得弹性工作表象的同时，实则承担了更高的不确定性、更全面的自我投资责任以及更个体化的竞争压力。这种“资本控制权集中与劳动风险分散化”的并行趋势，是驱动平台劳动形态朝着更不稳定、更高度个体化方向发展的核心经济逻辑。侯钰的研究亦强调，需通过精细化界定用工性质、完善劳动保障机制来应对这一挑战[1]。综上所述，对不同类型平台企业的案例比较表明，平台劳动形态并非铁板一块，而是资本逻辑、技术能力与具体劳动情境相互作用下的多样化呈现，其共性在于都体现了资本通过技术媒介对劳动过程进行重构与深化的努力。
第四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通过理论构建与实证分析，系统考察了平台经济背景下劳动形态的演变路径、核心特征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平台经济并未消解传统的劳动控制逻辑，而是借助算法、数据与合约安排重构了控制机制，催生出一种具有高度弹性化、个体化及技术中介性的新型劳动形态。劳动者在获得工作时空安排灵活性与低准入门槛的同时，也普遍面临劳动关系认定模糊、社会保障缺位、职业发展路径断裂以及受算法规则与用户评价双重压力等系统性风险。这种“不稳定的自主性”构成了平台劳动的核心张力，其背后是资本通过技术媒介实现控制权集中与劳动风险分散的积累策略。
理论层面，研究揭示了平台劳动形态变迁深嵌于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之中。算法管理不仅优化了劳动过程的效率，更成为一种新型的规训机制，劳动者在看似自主的选择中内化了平台的规则与节奏。劳动价值的实现日益依赖于“声誉资本”与“数据贡献”等隐性投入，传统以工时与产出为核心的衡量标准面临挑战。平台经济在推动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与劳动者议价能力的弱化。
基于上述结论，政策制定需着眼于平衡技术创新、经济发展与劳动者权益保护，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劳动治理体系。应加快完善劳动法律法规，明确各类平台用工关系的法律属性，探索介于传统雇佣与完全自雇之间的“第三类劳动者”身份认定，并配套相应的权利与保障措施。社会保障制度需增强灵活性，推动社会保险覆盖与劳动关系适度脱钩，设计适合灵活就业者的参保与缴费机制，如探索“平台分账”式社保缴费模式，以应对工作碎片化与收入波动性带来的挑战。
平台治理创新至关重要。应强化对算法系统的监管与透明度要求，确保算法决策的公平性与可解释性，建立劳动者对算法管理的申诉与纠偏渠道。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保障劳动者的基本工作尊严与合理报酬水平。此外，应支持劳动者通过数字技术赋能自身，例如利用在线社区分享信息、形成互助网络，并探索新型的集体协商与权益维护机制，如依托行业工会或建立代表灵活就业者利益的组织。
展望未来，平台经济的劳动形态仍将持续演化，并与人工智能、自动化等前沿技术深度融合。未来的研究与实践需持续关注技术变革对劳动质量、工作意义及社会结构的长远影响，积极探索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与可持续性的数字劳动生态。
参考文献
[1] 侯钰.平台经济中的数字劳动形态及其生产关系变革——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多维透视[J].《兵团党校学报》,2025,(3):56-64.
[2] 刘晨浩.平台经济视阈下新业态从业者劳动关系认定研究[J].《社会科学前沿》,2025,(3):251-262.
[3] 温欣.平台经济下青年新业态劳动选择困境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5,(5):67-75.
[4] 杨柳.平台经济下做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举措[J].《四川劳动保障》,2025,(16):25-27.
[5] Yifan Wang.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latform Economy on the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Labor Resources[J].《Proceedings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 Studies》,2025,(4):245-251.
[6] 张宇.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中的劳动关系认定问题剖析[J].《市场周刊》,2025,(3):148-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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