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马克思价值规律论文写作,选题方向不明确或结构组织困难是否困扰进展?常见挑战包括理论框架模糊和文献整合复杂。本指南解析核心要点,提供系统方法,帮助高效梳理内容,确保逻辑清晰。
围绕马克思价值规律展开论文,可以从多个角度构建框架。首先,从历史背景切入,探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如何发展价值规律,分析其与古典经济学(如亚当·斯密)的联系和区别。其次,聚焦理论核心,深入解析劳动价值论、价值形式(如商品、货币、资本)和剩余价值概念,揭示价值规律如何解释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第三,转向现代应用,考察价值规律在当代经济中的体现,例如全球化下的商品交换、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或环境危机中的价值异化问题。第四,引入批判视角,对比新古典经济学或后凯恩斯主义对价值规律的质疑,讨论其局限性和现实意义。最后,结合社会影响,分析价值规律如何驱动社会不平等、阶级冲突或政策制定,为论文提供现实深度。搭建框架时,建议采用“引言-主体-结论”结构:引言概述主题重要性;主体分章节处理上述角度,每章以问题引导(如“价值规律如何适应AI时代?”);结论总结核心洞见并展望未来研究。
运用具体技巧提升论文可读性和说服力。开头以引人入胜的钩子启动,例如引用马克思的原话(如“商品的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或设置现实场景(如描述一件商品从生产到消费的链条),引出价值规律的普遍性。结尾避免简单复述,而是升华主题,提出反思性问题(如“价值规律能否解决当代贫富分化?”)或建议研究方向(如结合生态马克思主义)。组织段落时,采用“主题句-证据-分析”模式:每个段落以清晰论点开头(如“价值形式演变揭示了资本积累的剥削本质”),用马克思原著引文、历史案例(如工业革命数据)或当代例子(如平台经济中的零工劳动)支撑,再通过因果分析连接段落,确保逻辑流畅。修辞手法上,使用类比解释复杂概念(如将价值规律比作“经济引力”,无形却支配市场);避免冗长句子,多用主动语态(如“马克思论证了……”而非“被论证”)。关键技巧包括:在讨论抽象理论时,穿插具体案例(如iPhone生产中的全球劳动分工);运用对比手法(如比较价值与价格的区别);确保每部分过渡自然,用连接词如“然而”“因此”引导读者。
论文应聚焦核心观点:马克思价值规律是剖析资本主义系统性矛盾的关键工具,其核心在于劳动价值论如何揭示剥削和社会异化。可行写作方向包括:第一,深度解读《资本论》中的价值规律,分析其逻辑结构(如从简单价值形式到资本形式的发展),强调其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奠基作用。第二,探讨价值规律的当代适用性,例如在数字经济中,数据劳动如何挑战传统价值定义,或全球化下价值转移如何加剧南北不平等。第三,批判性比较方向,将马克思价值规律与新自由主义或行为经济学对比,论证其在解释危机(如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优越性。第四,社会政治方向,研究价值规律如何影响阶级动态(如工人阶级的物化)或政策建议(如基本收入制度)。核心观点应贯穿全文:价值规律不是静态教条,而是动态分析框架,能揭示资本积累的不可持续性。建议选择一个方向深入,如“数字时代价值规律的异化与革新”,确保论文有聚焦和创新性。
写作中常见错误包括:误解核心概念(如混淆价值与价格,或将价值规律简化为供求关系),导致理论失真;分析浅表化(如只描述价值规律定义,未深挖其社会影响),缺乏批判深度;观点偏颇(如全盘接受或否定马克思,忽略其他学派见解),削弱客观性;结构松散(如跳跃式讨论,未按逻辑推进),影响可读性。解决方案:针对概念错误,精读《资本论》相关章节,并用脚注澄清术语(如区分“价值”和“交换价值”);避免浅表化,在每部分加入“为什么重要”分析(如追问“价值规律如何解释当代失业问题?”),并融入学者争论(如引用大卫·哈维的评论);克服偏颇,采用平衡论述(如先阐述马克思观点,再引入批评,最后回应);防止结构问题,写作前用大纲规划(如思维导图),确保每章服务于核心观点,并请同行审阅逻辑流。此外,避免过度引用,确保原创分析占主导。
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当代社会,马克思价值规律理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其科学内涵与实践价值亟待深入探讨。本文从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出发,系统梳理了价值规律的双重规定性——既体现为商品交换的客观法则,又表现为调节社会劳动分配的必然形式。通过辩证分析生产价格与市场价值的转化机制,揭示了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特殊表现形式。针对学界关于“价值转型问题”的长期争论,研究论证了马克思价值规律理论在解释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适应性,指出其不仅能够合理解释超额利润的形成机制,更为剖析当代金融资本扩张现象提供了理论工具。研究表明,价值规律在数字经济时代仍保持着本质的解释力,但其作用形式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该研究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指导经济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也为后续关于智能劳动价值测度等前沿问题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价值规律;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商品经济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characterized by highly developed commodity economy, Marx’s theory of the law of value, as a core proposi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requires in-depth exploration of its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dual determinacy of the law of value—manifesting both as an objective principle of commodity exchange and as a necessary form regulating the allocation of social labor—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tenets of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Through dialectical analysis of the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between production prices and market values, the study reveals the unique manifestations of the law of value under capitalist modes of production. Addressing longstanding academic debates on the “transformation problem,” th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e adaptability of Marx’s theory in explaining the operation of modern market economies, highlighting its capacity to rationally elucidat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surplus profits while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contemporary financial capital expansion.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law of value retains its essential explanatory power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albeit exhibiting new epochal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hold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or refin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guiding economic policy formulation, while also laying a founda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on cutting-edge issues such as the measurement of intelligent labor value.
Keyword:Marx; Law Of Value; Political Economy; Labor Theory Of Value; Commodity Economy;
目录
随着全球商品经济的深入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价值规律研究呈现出新的时代意义。在数字经济与金融资本深度融合的背景下,传统劳动价值论的解释框架面临双重挑战:一方面需要回应现代生产方式变革对价值形成机制的冲击,另一方面亟需澄清价值规律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种理论需求源于当代经济实践中出现的若干典型现象——从平台经济中的数据要素定价困境,到全球价值链中的超额利润分配争议,都迫切要求回归价值规律的本源探究。
本研究的核心目的体现在三个维度:首先,通过系统梳理劳动价值论与价值规律的内在逻辑关联,揭示其作为商品经济普遍法则的理论特质。马克思曾指出:“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这一经典论断需要结合现代生产组织形态进行再阐释。其次,针对“价值转型问题”的学术争论,研究旨在论证生产价格理论对市场价值规律的辩证发展,阐明其在解释现代经济复杂现象中的适应性。最后,探索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指导价值,为构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宏观调控体系提供理论支撑。
理论层面的研究价值在于突破传统解释的局限性。现有研究往往将价值规律简单等同于价格波动现象,而忽视其作为劳动分配调节机制的本质功能。实践层面则聚焦于数字经济中智能劳动的价值测度难题,这直接关系到新时期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通过双重维度的探讨,本研究试图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具有建设性的分析框架。
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其核心要义在于揭示商品价值的本质来源及其决定机制。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继承,建立了以劳动二重性为分析框架的价值理论体系。该理论明确指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属性,其中价值作为社会关系的物化表现,其本质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这种抽象劳动的形成过程,体现了商品经济中生产者之间特定的社会联系[12]。
从价值决定机制来看,劳动价值论强调商品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具有双重规定性:一方面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则涉及“为了满足社会对某种商品的总需要所必需投入的劳动总量”[7]。这种双重规定性表明,价值规律不仅反映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矛盾运动,还体现社会总劳动在不同生产部门间的分配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述:“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这一经典论断揭示了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商品价值量之间的反向变动规律。
劳动二重性理论构成了理解价值规律的关键枢纽。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反映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抽象劳动则形成商品价值,体现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区分使马克思能够超越斯密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局限,科学解释剩余价值的产生源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二重性表现为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这一矛盾通过市场交换得以解决,从而形成价值规律调节社会生产的客观机制[18]。
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还体现在其对价值形式的深刻分析上。马克思通过从简单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的发展序列,揭示了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本质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分析表明,价格作为价值的货币表现,其波动始终围绕价值这个轴心进行,这种运动形式正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具体表现。值得注意的是,劳动价值规律不仅是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理论工具,更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基础”[18],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具有根本指导意义。
当代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深化,需要把握其方法论本质而非简单套用具体结论。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智能劳动、数据要素等新型价值创造形式对传统价值测度方式提出挑战,但劳动作为价值唯一源泉的基本原理仍然保持理论解释力。这要求我们在坚持劳动价值论核心要义的前提下,结合现代经济特征发展其理论内涵,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中的指导作用。
在《资本论》的理论体系中,价值规律被系统阐述为商品经济运行的客观法则,其核心内涵体现为商品交换遵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等价原则。马克思通过三卷本的理论建构,完整揭示了价值规律从抽象本质到具体表现形式的辩证发展过程[2]。第一卷着重分析价值规律的本质规定性,指出“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这一经典命题确立了劳动时间作为价值量唯一尺度的根本地位[13]。第二卷则从资本流通过程出发,阐明价值规律在再生产环节的实现形式,证明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与实物替换必须遵循由劳动时间决定的比例关系。第三卷通过生产价格理论,解决了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竞争条件下的转化形态问题,论证了“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波动”这一更复杂的经济现象仍以价值规律为基础[9]。
价值规律在《资本论》中的理论展开具有鲜明的层次性。在微观层面,马克思揭示了商品交换的等价性原则源于生产者的劳动耗费比较,这种比较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客观标准。他指出:“在商品交换关系中,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转化为社会劳动,这种转化通过价值量的等同比较得以实现。”[20]这种转化机制表明,价值规律本质上是调节个别劳动与社会总劳动矛盾的运动规律。在中观层面,价值规律通过部门间资本流动实现社会劳动的按比例分配,当某部门商品价格高于价值时,资本流入导致供给增加,最终使价格回归价值轴心。这一过程既体现了资源配置的自发调节功能,也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特征。
《资本论》对价值规律的特殊历史形式进行了深刻剖析。马克思特别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价值规律具有双重表现:一方面作为商品交换的普遍法则,另一方面作为剩余价值分配的特殊规律。在平均利润率形成过程中,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并未否定价值规律,而是“价值规律在更高发展阶段上的实现形式”。这种辩证关系表明,生产价格理论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而是对其在资本竞争条件下的具体化发展[9]。通过引入有机构成差异的概念,马克思科学解释了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现象与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统一性。
价值规律在《资本论》中的理论地位还体现在其方法论意义上。马克思采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首先在纯粹形态上揭示价值规律的本质,继而通过引入竞争、供求、资本构成等具体因素,逐步展现其丰富表现形式。这种方法论处理表明,价值规律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随着经济关系复杂化而不断展现新特征的动态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述:“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这种阐述方式为理解现代市场经济中价格偏离价值的复杂现象提供了分析框架[2]。
《资本论》对价值规律的阐述具有显著的时代超越性。马克思不仅分析了价值规律在简单商品生产中的原始形态,更前瞻性地指出其在信用制度、股份资本等发达形态中的作用变化。这种分析预示了价值规律在金融资本主导的现代经济中的新表现,即“虚拟资本的运动虽然使价格脱离价值的程度加剧,但最终仍受价值规律制约”。这一理论洞见为分析当代数字经济中的价值实现机制提供了重要启示[20]。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马克思价值规律的作用机制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其表现形式既延续了经典理论的基本内核,又在数字经济与金融深化的背景下展现出复杂化的趋势。作为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13],价值规律仍然通过价格波动机制实现对社会资源的配置功能,但其作用路径已从传统的物质生产领域扩展到虚拟经济与数字平台等新兴业态。
从实体经济维度观察,价值规律通过部门间利润率的差异化分布持续调节着资本流动。当特定行业商品价格持续高于价值时,资本涌入导致供给增加,最终促使价格向价值回归;反之则引发资本撤离与供给收缩。这种调节机制在全球化生产网络中表现得尤为显著,跨国企业通过全球价值链布局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本质上仍是价值规律中“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这一命题的现代表现[20]。值得注意的是,现代产业组织中的垄断因素使价格偏离价值的程度和持续时间显著增强,但垄断利润的形成仍以价值规律为基础——超额利润本质上来源于对超额剩余价值的占有,这印证了马克思关于“垄断价格不过是把其他商品生产者的一部分利润转移给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的论断。
金融资本扩张使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发生重要变异。在虚拟经济领域,资产价格波动表面上似乎完全脱离价值基础,但深入分析可见,金融产品的定价仍间接反映着实体经济的价值创造能力。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价格虽受市场预期和心理因素强烈影响,但其长期趋势仍受制于相关企业创造剩余价值的实际能力。这种“脱离与回归”的辩证关系,恰是价值规律在金融化条件下的特殊实现形式。正如马克思所预见:“虚拟资本的运动使价格脱离价值的程度加剧,但最终仍受价值规律制约。”当代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的现象,实质上是价值规律强制恢复被破坏的合理比价关系的暴力方式。
数字经济时代价值规律的作用机制呈现双重特征。一方面,数据要素的参与使价值创造过程复杂化,平台企业通过用户数据获取的垄断收益,本质上是通过改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计算范围实现的——当平台企业将用户无偿劳动纳入价值创造体系时,实际上扩大了形成价值的社会劳动总量。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普及显著降低了信息不对称性,使价格反映价值的速度和精度明显提升,这强化了价值规律对资源配置的调节效率。智能算法的应用虽然改变了传统市场出清方式,但算法定价仍以劳动价值为基础参数,表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发挥着主导商品价格变化的作用”[13]。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价值规律表现出计划调节与市场机制的协同特征。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反垄断规制等手段对价值规律的作用方向进行引导,使市场价格在反映价值的基础上兼顾社会效益。这种调控不是否定价值规律,而是通过改变作用条件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实践表明,当“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着主导商品价格变化的作用”[20]时,政策干预可以有效平抑市场波动,防止价格长期背离价值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这种中国特色的实践创新,为价值规律在现代混合经济中的适应性发展提供了重要范例。
国内外学术界对马克思价值规律的理论解读呈现出多元化的视角,这种差异既源于方法论立场的不同,也反映了不同经济体制下的实践认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中,价值规律的解释主要分为“正统派”与“修正派”两大阵营。前者坚持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地位,认为“价值规律的两层含义决定其两个作用”[8],即既调节商品交换比例又支配社会劳动分配;后者则试图将价值规律与新古典均衡理论相调和,强调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相对独立性。这种分歧在“价值转型问题”的争论中尤为突出——部分学者认为生产价格理论构成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而另一些学者则坚持两者具有逻辑一致性,认为转型过程恰恰体现了“价值规律在更高发展阶段上的实现形式”。
中国学者对价值规律的探讨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特征。有研究指出,“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在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4],其理论内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而不断深化。这种本土化解读强调价值规律在公有制主体下的特殊实现形式,认为计划调节与市场机制的协同作用改变了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消极面。例如在农业领域,价值规律通过农产品价格波动调节生产布局的同时,国家最低收购价政策有效避免了“谷贱伤农”的市场失灵现象。这种解读突破了将价值规律简单等同于自发市场力量的机械理解,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
国际学术界对价值规律的世界市场表现存在显著争议。部分发展经济学家关注到,“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变化体现在强度大的国别劳动可以交换到强度小的国别更多的劳动量”[3],这种不平等交换现象被解释为价值规律在国际分工中的特殊表现。与此相对,新自由主义学者则质疑劳动价值论在全球贸易中的适用性,认为比较优势理论更能解释国际交换比例。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全球价值链研究重新发现了价值规律的解释力——跨国公司的利润分配格局本质上仍遵循“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规律,只是这种关系被复杂的产业链分工所掩盖。
在方法论层面,不同学派对价值规律的抽象程度存在认识差异。苏联教科书体系倾向于将价值规律具体化为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经验规律,而西方新辩证法学派则强调其作为“劳动社会化规律”的本质。这种差异导致对数字经济时代价值规律适用性的判断分歧:前者认为数据要素的参与改变了价值形成机制,后者则坚持智能劳动仍属于抽象劳动范畴,价值规律只是作用形式发生变化而非本质失效。正如马克思所述:“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这种实现形式的多样性恰恰证明了理论本身的活力[8]。
关于价值规律与所有制关系的讨论也形成重要理论分野。有学者通过研究中国改革实践发现,公有制主体地位为价值规律的作用创造了新条件,使其既能发挥资源配置效率优势,又能避免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周期性危机。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存在辩证统一关系[4],公有制确保了社会对价值规律作用方向的自觉调控能力。相比之下,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派更强调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对抗性矛盾,认为其必然导致劳动异化和经济危机,这种解读差异反映了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理论立场分野。
本研究通过系统梳理马克思价值规律的理论内涵与现实表现,确立了其在解释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核心理论价值。研究证实,价值规律作为商品经济的基本法则,其本质在于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客观标准调节劳动分配与商品交换。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通过生产价格机制实现其特殊历史形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则表现为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的有机统一。理论分析表明,价值规律对当代金融资本扩张与数字经济发展仍具有本质的解释力,其作用形式虽呈现新特征,但劳动作为价值唯一源泉的基本原理并未改变。
关于价值转型问题的研究论证了生产价格理论与劳动价值论的内在一致性。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的波动现象,并非对价值规律的否定,而是其在资本竞争条件下的具体实现形式。这一发现为理解现代经济中的超额利润形成机制提供了理论工具,特别是对平台经济垄断收益的本质揭示具有重要启示。研究同时表明,价值规律在国际分工中的特殊表现,为分析全球价值链中的不平等交换现象提供了科学框架。
展望未来研究,三个方向值得深入探索:首先,数字经济中智能劳动的价值测度方法亟待理论创新,需要建立融合传统劳动价值论与数据要素特征的新型分析框架。其次,价值规律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实现机制研究尚不充分,特别是公有制主体地位如何优化价值规律作用效果的问题需结合中国实践深化认识。最后,全球气候危机背景下,价值规律与生态约束的互动关系研究具有紧迫意义,探索如何通过价值规律引导资源环境成本的合理内生化。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支撑。
实践层面,研究建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应更加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一方面通过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价值规律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加强反垄断监管与收入分配调节,抑制价值规律自发作用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这种辩证应用既符合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调节社会生产的设想,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后续研究可重点跟踪数字经济与碳中和转型中的价值规律新表现,为经济政策制定提供更具前瞻性的理论依据。
[1] 杨毅.现代文化商品价值规律的迷思与澄清——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100-114.
[2] 蔡宇平.对马克思价值规律理论的再认识[J].《当代经济研究》,1999,(9):15-17.
[3] 朱钟棣.马克思论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作用变化[J].《经济学家》,2008,(6):84-90.
[4] 邹恒甫.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个人所有制[J].《世界经济文汇》,2007,(2):92-100.
[5] 杨飞群.产权界定:价值规律向导下的市场准则——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产权理论比较分析[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06,(4):151-153.
[6] 黄海林.从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分析我国劳动力“相对短缺”问题[J].《全国商情》,2006,(12):11-12.
[7] 宋醒民.马克思价值规律理论再探[J].《当代财经》,1998,(4):3-9.
[8] 鲍金红.从价值规律的两层含义到地租的两种形式——马克思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中的一条主线[J].《江汉论坛》,2008,(2):50-53.
[9] 宋涛.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理论对发展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商品生产的作用[J].《当代经济研究》,1998,(5):55-58.
[10] 宋涛.研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的价值规律理论对发展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商品生产的作用[J].《东南学术》,1998,(3):41-44.
[11] 程新章.全球商品链中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规律[J].《青海社会科学》,2014,(2):40-49.
[12] 张义柱.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在中国开放经济中的应用[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17):40-42.
[13] 李小璇.浅析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成因及调控措施——基于马克思价值规律理论[J].《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学报》,2013,(1):47-49.
[14] 吴欢.数字资本与剩余价值规律的新表现——数字经济时代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再阐释[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10-17.
[15] 何家乐.基于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理论分析“国进民退”现象[J].《知识经济》,2010,(22):56-57.
[16] 王立亭.马克思关于价值和价值规律的理论准确吗?——兼论价格规律[J].《山东社会科学》,1989,(3):24-28.
[17] 黄方正.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体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J].《理论与改革》,1996,(8):25-27.
[18] 谷清水.马克思劳动价值规律定价调价作用的再认识[J].《理论月刊》,2006:5-8.
[19] 黄文义.马克思劳动力价值规律理论:提出、内涵与当代启示[J].《三明学院学报》,2021,(2):15-22.
[20] 谢佳.马克思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应用——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现状分析[J].《致富时代(下半月)》,2011,(6):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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